推理小說寫作研究

推理小說寫作研究


發表于1980年第3期《遼寧師大學報》、同年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文學研究》第13期篇首轉載，原題《試論推理在推理小說中的藝術作用》。第四部分節選自1983年             第4期《克山師專報》，原題《推理小說寫作規律初探》，作者署名姜文戈 王皓

姜文戈

推理小說，對我國讀者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粉碎“四人幫”之后，隨著推理小說的翻譯出版，特別是根據推理小說改編的推理電影的上映，如《追捕》、《尼羅河上的慘案》等，人們才逐漸引起注意。對推理小說的研究，是我國文藝批界的新課題。對推理小說的介紹，已陸續出現在一些報刊雜志上。但到目前為止，尚局限在對推理小說名詞的解釋、產生、演變以及外國幾個著名推理作家的介紹上，至于寫作特點和藝術技巧方面還沒來得及介紹。本文通過對推理小說在不同發展階段幾部主要代表作品的分析，就推理在推理小說中的藝術作用進行研究探討。

一

推理小說，就是運用[wiki]邏輯[/wiki]推理進行破案的偵探小說。它是在偵探小說基礎上產生起來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十九世紀下半葉，歐美各國開始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當時以大工業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得到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更加尖銳化和表面化，社會犯罪率不斷增加。同時，[wiki]邏輯推理[/wiki]等社會科學也隨之得到長足發展。過去一味追求驚險、獵奇的偵探小說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在商業價值的刺激下，一些資產階級作家開始考慮把科學注入偵探小說中，以廣招徠。于是推理小說便應運而生了。初期的推理小說當以英國柯南道爾的《[wiki]福爾摩斯[/wiki]探案》為代表；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壟斷資本主義的統治地位早已確立，推理小說進一步發展，以美國的德累斯·達奈和弗里德·李合著的《希臘棺材之謎》為例，主人公艾勃里·奎恩以邏輯推理的方法破獲了錯綜復雜的奇世案件，艾勃里遂成為與福爾摩斯齊名的偵探形象。到了本世紀六七十年代，推理小說在大工業蓬勃發展的日本，則更上一層樓。以松本清張的《點與線》為代表，主人公也由濃重的傳奇色彩發展到現實主義色彩為主，從而使推理小說成為暴露資本主義濃瘡癰疽的有力的文學樣式。推理小說，在當今世界文壇上，擁有最廣泛的讀者。
推理小說，注重科學的邏輯推理。同其它小說相比，它不僅強調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強調說服力。說服力，就是科學道理，即經過實踐證明符合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事實上，優秀的推理小說，不但以其情節的曲折離奇、變化莫測而引人入勝，更以小說主人公清醒冷靜的頭腦、明察秋毫的觀察力、入木三分的分析力和精湛準確的判斷力令人折服，使人讀后在思想方法上獲得極大的啟發。
關鍵是怎樣用具體的形象描寫來達到這一點。這也是藝術創作的首要任務。手法是層出不窮、多種多樣的。這里，我們先初步探討一點：推理作家采用了把罪犯作案的情節放在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中加以表現的手法。就是說，推理在推理小說中不僅是偵緝人員破案的思維工具，也是藝術表現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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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于題材的規定，推理小說大都以偵緝人員作為自己的主人公，并描寫他們的工作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邏輯推理進而破案的過程。什么是推理？推理是由判斷組成的。由一個和幾個已知的判斷推出一個新判斷的思維形式，就叫做推理。一個推理要得出必然可靠的正確結論，必須把真實的前提和正確的推理形式結合起來，二者缺一不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我們有正確的前提，并且把思維規律正確地運用于這些前提，那未結果必定與現實相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頁）推理小說的說服力即由此而來。可見，把罪犯作案情節放在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中加以表現，有助于說明偵緝人員推理判斷的正確，從而增強說服力。
一八八七年柯南道爾發表了他的《福爾摩斯探案》中的第一篇小說《血字的研究》。內容是寫具有高度科學頭腦的偵探福爾摩斯遇到一起謀殺案，作案人化裝成馬車夫。福爾摩斯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判斷推理，最后在官方偵探還摸不清頭腦的時候，出人意料、敏捷果斷地把手銬帶在自以為還沒被發覺的馬車夫手上。小說中馬車夫作案的情節就是一段一段地隨著福爾摩斯的推理判斷而表現出來的，并不是由柯南道爾用直接描寫的手法表現出來的。茲摘錄一段：
福爾摩斯回過頭來向兩個（官方）偵探繼續說道：“這是一起謀殺案。兇手是個男人，他六尺多高，正當中年．．．．．．他是和被害者一同乘一輛四輪馬車來的．．．．．．而且好象非常友好似的，大概還是膀子挽著膀子一起從花園中小路上走過．他們進了屋子以后，還在屋子里走來走去．．．．．．同時．．．．．．（化裝成馬車夫的兇手）愈走愈激動．．．．．．他一邊走著一邊說著，終于狂怒起來，于是慘劇發生了。”（《福爾摩斯探選》七八年第二版第34頁）。
再看看一九三二年問世的著名的《希臘棺材之謎》。這部推理小說寫的是被認為是“未琢成器”的年輕的偵探艾勃里·奎恩如何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偵破了以他的頂頭上司、圖財害命的副檢查長佩珀為真正兇手的錯綜復雜的人命案件。案件破獲之后，艾勃里在法庭上向全體有關人員敘說道：
“下葬后的星期三晚上，他（指兇手佩珀）把格林肖尸體從諾克斯空屋子地下室取出，尸體原是塞在地下室舊箱子內的。他拖著尸體經過黝黑的后院，進入了更暗的墓地，挖開了地下納骨所的上面的泥土，打開了地下納骨所的臥式鐵門，跳了進去，打開卡吉士的棺材——立即發現了放遺囑的鐵盒．．．．．．他于是把遺囑收起，準備用來作另一個敲詐勒索的工具．他把格林肖的尸體塞進棺材，放了棺蓋，爬了出來，再把納骨所的門拉上，把淺坑填滿了土，收拾好所用的工具，揣起了遺囑和鐵盒，離開了墓地。”（群眾出版社七九年第一版第374頁）。
這里，兇手作案的情節也是在偵輯人員的推理中加以表現的。
松本清張是日本推理小說界的魁頭。七十年代他發表了自己的代表作品《點與線》。《點與線》描寫的是一起利用“殉情自殺”的假案來保護政府某貪污集體的刑事案件如何被偵破的過程。偵緝人員運用邏輯推理的武器，克服了重重阻力，終于使蛛絲馬跡的點變成水落石出的線，桃色案件遂告真相大白。小說中兇手做案的過程除序幕外全是在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中表現出來的。
就在這毫無人煙、夜幕四垂的海岸上，安田也讓阿時喝下摻了毒的威士忌。然后，把她的尸體抱過去，放在已經氣絕的佐山身旁，亮子就站在那里。阿時被毒死的地方大約離開佐山的現場只有二十米。在昏暗中，阿時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安田殺了阿時之后，一定是高呼：“喂，亮子。”亮子也一定在昏暗中回聲說：“在這兒。”安田就抱著阿時的尸體，按照亮子聲音的方向走過去，把她放在佐山身邊。這景象真是鬼氣森嚴。（群眾出版社七九年第一版第141頁）。
這是真相大白之后，偵緝人員所打的《水落石出的報告》中的一段。以上援引的書證，都是通過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展罪犯作案情節的例子。這種例子，在推理小說中俯拾皆是，無須浪費筆墨多加贅引。可見通過偵緝人員推理判斷加以展現罪犯作案的情節，是推理作家為了增強推理小說的說服力而共同采用的普遍手法。而在其它小說中卻沒有這樣嚴格的規定。其它小說，如驚險小說、反特小說連同一般偵探小說，為了渲染故事情節驚險緊張的氣氛，大量采用的都是直接描寫，以增強小說的感染力。為了更加說明問題起見，這里也引幾個例子。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人類社會自從進入文明社會后，推理便成了普遍的精神現象。不要說專門從事破案工作的偵探，就是普通人，自覺不自覺、有意無意都要運用推理，否則就無法工作和生活。因此一般的偵探小說或多或少都帶有推理成分。不過，這同專門描寫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進行破案的推理小說是有根本區別的。前面說過，一般的偵探小說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直接描寫法。比如：
《法官和他的劊子手》。這是瑞士當代戲劇家、小說家弗里德里希·杜倫馬特在一九五二年發表的一部著名偵探小說，小說中錢茨謀殺法官貝爾拉赫的場面就是用直接描寫法表現出來的：
貝爾拉赫通過半開的房門看見了開亮的燈，他感到一條胳膊和一只手的側部，那只手握住了燈泡，然后一朵蘭色火花一閃，全黑了：陌生人拔出燈泡，制造了一起短路．．．．．．書房里亮起了一支手電筒的細微光線．．．．．．貝爾拉赫又通過開著的門看見這只手伸出來，手上戴著一只棕色的手套，試探地在桌上摸索，然后摸住了蛇形刀的把手．貝爾拉赫舉起手槍，瞄準了．．．．．．（群眾出版社七九年第一版第70—71頁）。
《月亮寶石》是英偵探小說之父威爾基·柯林斯在一八六八年發表的一部巔峰之作。小說中克夫探長的形象雖然為爾后柯南道爾塑造福爾摩斯的形象起了很大的借鑒作用，但由于那時推理小說畢竟還沒有出現，因而罪犯作案的情節主要也不是通過偵緝人員推理判斷來表現的。故事由眾人分頭敘述，然后連貫起來。書中化裝成大胡子水手的高孚利竊取月亮寶石之后準備轉移車成幾塊的情節，就是由為克夫探長跑腿的小孩子向克夫探長敘述的：
我有好多年沒有看到象他那樣聰明伶利的小伙子了。嗨，聽聽他說的那件事呀。他跟著那輛馬車到了倫敦塔碼頭。黑胡子水手下了車，跟鹿特丹輪船上的茶房談了話。這條船第二天就要開船。水手想要馬上上船，在他的鋪位上過夜。茶房說，不成。第二天早上，旅客才準上船。水手就離開了碼頭．．．．．．走進一家飯館．．．．．．天黑了，才離開飯館。水手一直走到海岸，來到了一家客棧，走了進去。（群眾出版社七九年第一版第259—269頁）
至于其它小說中直接描寫的例子，比如，反特小說中特務爆炸暗害的情節等，都為大家所以熟悉，這里也不過多援引了。總之，通過比較與鑒別，我們就會發現，運用推理來展現罪犯作案情節是推理家所普遍采用的手法。換句話說，這也是推理在推理小說中最重要的藝術作用之一。罪犯作案的情節通過偵緝人員推理判斷加以表現，構成了推理小說最明顯最主要的特征，這種特征足以形成一種鑒別的標志，使我們很容易也很準確地把推理小說同一般的偵探小說（更不用說反特小說等其它小說了）分辨開來。這種標志也同樣存在和適用于推理電影。比如《追捕》中，老奸巨滑的罪魁禍首東亞藥廠老板長岡為了殺人滅口，讓朝倉議員喝下中樞神經阻斷劑，致使朝倉議員象著魔般破窗跳樓的情節；《尼羅河上的慘案》中杰基和賽蒙·多爾謀殺林內特小姐的情節，以及船上其他人員作案和可能作案的情節等等，都是在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中表現出來的。文學作品的體裁主要是由表現手法決定的。推理小說這種特殊的新穎的表現手法，決定了它自成一種新的文學體裁，而不致于象《讀書》雜志七九年第四期上一篇文章所說推理小說是偵探小說“同意語”那樣，把問題搞混淆了。同時應當說明，本文所說推理小說罪犯犯罪的情節或經過是指廣義而言的，它包括罪犯犯罪的原因、動機、手段、結果和犯罪時的心理狀態以及犯罪的過程和犯罪的性質等在內，以點概全而已。
推理是抽象的思維。偵緝人員所用的推理，主要是演繹推理，就是從一般性的前提推出特殊性的結論的推理。而演繹推理又主要是三段論。三段論的演繹推理是由三個簡單的判斷和三個不同的概念組成，并且有一個共同的概念在前提中起媒介作用的過程。比如，上面援引的《點與線》的例子，可以表述成：“制造阿時和佐山這兩個毫無關系的男女殉情自殺桃色案件的人就是兇手，安田和他老婆亮子制造了這個假案，所以安田和亮子就是兇手。”推理小說如果是這樣敘述故事，那該多么枯燥無味啊！也不成其為小說了。然而推理作家都不這樣寫，而是把阿時和佐山被謀殺的場面放在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中加以描寫，用具體
的活生生的形象來展示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這樣，推理作家就把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結合在一起，把邏緝思維形象化了，故事的敘述因而就不是抽象空洞、枯燥無味，而是生動具體、引人入勝的了。從這一點來說，推理小說就是把邏思維形象化的小說，無疑會大大增強自身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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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理作家為什么采用這種手法來增強推理小說的說服力呢？或者說，推理小說為什么會具有這種藝術作用呢？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并反轉來能動地作用于內容——從形式和內容之間的辯證關系中可以找出答案。因為通過偵緝人員推理判斷來展現罪犯作案情節，完全符合推理小說故事內容發展的需要，有助于增強推理小說的說服力，所以推理小說作家普遍采用了它。推理小說既然是描寫偵緝人員如何運用推理進行破案工作的，那么對于既成事實的案件，要偵破它，就必須回過頭來工作。而回過頭來工作只有也必須把罪犯作案的情節放在偵緝人員的工作過程中加以表現才更加合情合理。就是說，這種手法在推理小說中完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完全符合推理小說內容發展的邏緝關系的。對于這一點，柯南道爾有過很好的說明。在《血字的研究》中，他借福爾摩斯之口說道：“在解決這類問題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夠運用推理的方法，一層層地回朔推理。”請注意“回朔推理”四個字。什么是“回朔推理”？柯南道爾解釋道：就是“你把結果告訴了他們，他們就能夠通過他們內在的意識，推斷出所以能夠產生這種結果的各個步驟是什么”（第136頁）。柯南道爾的這句話，可以看作是推理作家直接向我們做出的回答。妙極了，這是藝術忠實于生活的又一個范例。由于把罪犯作案的情節放在偵緝人員推理判斷中加以表現符合于生活的真實，因此它就明顯地增強了推理小說的說服力。（一）把罪犯作案的情節放在偵緝人員推理判斷中加以表現，這本身就十分有助于表現偵緝人員那高度的科學頭腦和料事如神的判斷力，有助于刻劃偵緝人員的典型形象；（二）有助于讀者從思想方法上獲得極大的啟發。我們閱讀推理小說，就是跟著偵緝人員一起去推理，那么，偵緝人員是怎樣從真真假假、錯綜復雜的線索中抓往真實的“正確的前提”，“理清一頭亂發”，把蛛絲馬跡的點變成水落石出的線，從而使案件大白于天下的？中間遇到了什么困難，碰過多少次壁？這樣描寫就帶著我們跟著偵緝人員去同甘共苦，去學習，去戰斗，對于啟發人們思考，改造我們僵化的頭腦大有益處；（三）有助于設置懸念，使小說引人入勝。象前面所引《血字的研究》那個例子，福爾摩斯當著人們對案件如處五里霧中、摸不清頭腦的時候，就把罪犯作案的經過甚至一些主要的細節一一歷數出來，使讀者急于知道他是怎樣判斷出來的？兇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用什么方法達到謀殺目的的？等等，給讀者布下了一個個謎團、處處扣人心弦；（四）罪犯作案情節既是通過偵緝人員推理判斷加以描寫的，那么，不到推理結束，罪犯作案情節就不會描寫完畢，小說的結局也不會到來。由此看來，推理在推理小說中的這種作用也有“且聽下回分解”的作用。謎底在最后，有助于增強推理小說的吸引力。那些看頭知尾、枯燥無味的作品是不能與之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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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過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來展現罪犯作案情節，這是推理小說的主要藝術特征，也是寫作推理小說必須遵循的藝術規律。這是一條基本的路子，寫作的時候，必須注意堅持，否則畫雞不成反類犬，就把握不信這一體裁了。但藝術貴在創新，又不能拘泥于這條路子，必須有所突破，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盡可能完美的統一。事實上，當代優秀的推理作家總是力圖打破寫上的這些種種格式和框框。例如，蘇聯推理小說作家雷斯和拉赫曼諾夫合寫的反映衛國戰爭時期與德國法西斯潛伏特務作斗爭的小說《沿澤地上的小屋》，展現罪犯作案情節的的推理大都是在推理人員頭腦里的演繹，不象前面書證所舉大都是對人的陳述或書面匯報，這樣就給人以一種新意，而且符合與潛伏特務作斗爭的隱瞞了身份的偵緝人員的工作特點。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的出現則是最好的證明。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無論在題材上還是在藝術形式上都突破了傳統的束縛和局限，大大提高了推理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在內容上它一反過去推理小說那種同社會牽連較少的男女私情、個人恩怨，或者流氓集團之間的爭斗，主張“在犯罪的動機里加上社會性”，使犯罪的性質起了變化。它往往把故事情節放在資本主義經濟高速發展的層層黑幕下展開，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傾向。與題材擴大、主題深化相適應，在藝術形式上，日本社會派推理作家也進行了大膽的探索、試驗和創新。他們力圖創造強有力的表現手段，通過形形色色犯罪案件的偵破，深刻揭露資本主義制度是萬惡之源。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日本社會派推理作家特別致力于揭示罪犯犯罪的心理過程，通過他們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種種悲劇的心理描寫，強烈地控訴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為豐富推理小說的藝術手法做出了貢獻。
這里我們只簡單探討一點：怎樣把意識手法同偵緝人員推理判斷展現罪犯作案的情節結合起來。
推理小說既然把通過偵緝人員的推理來展現罪犯作案情節做為自己的基本藝術手法或基本寫作規律，那么，現在如果改用對罪犯犯罪時的直接心理描寫來展現，顯然是一大矛盾。
第一階的推理小說對此諱莫如深，不敢越雷池一步，心理描寫法主要用在偵緝人員身上，是為塑造偵緝人員性格、毅力和邏輯思維服務的。柯南道爾聰明些，他往往在罪犯被捕歸案后的坦白交待中，夾帶寫一些罪犯犯罪的心理過程。但那主要是為了再敘一個故事，雖然多少也起到一些襯托偵緝人員準確判斷的作用，但同運用推理判斷展現罪犯犯罪時的心理狀態顯然無關。這從柯南道爾塑造福爾摩斯的形象時，為他制定的學識范圍里也可用以看出來。
福爾摩斯的學識范圍：
1、文學知識——無；2、哲學知識——無；3、天文知識——無；4、改治知識——淺簿；5、植物學知識——不全面；6、地質學知識——偏于實用，但也有限；7、化學知識——精深；8解剖學知識——準確，但無系統；9驚險文學——很廣博；10、提琴拉得好；11、善使棍棒，也精在刀劍拳術；12、具有充分實用的法律知識。（《探案》〈一〉第15～16頁）
從這里可以看出，作者連他塑造的具有超人智慧的偵探形象，關于心理學方面的知識連提都沒提，因此書中沒有罪犯犯罪時的心理過程的推理也就不足為怪了。
第二階段前進了一步，把對罪犯的“心理分析”作為寫作推理小說的的“主旨”放在首位，但也不是用直接描寫法來展現罪犯犯罪時的容觀心理過程，僅僅不過是通過偵緝人員從外部的推理判斷來對罪犯進行心理分析而已。《尼羅河上的慘案》里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當波羅聽到林內特小姐被杰基而不是賽蒙開槍殺害的消息時，書中寫道：
“啊，不！”波羅叫了起來。這違反了他對心理的判斷：杰基手里拿著槍，悄悄地溜進熄了燈的房間——不，這和他心目中的情景是不符合的。（群眾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版第149頁）
波羅是精通犯罪心理學的，從藝術形象來說，他福爾摩斯豐滿得多，但那時對推理小說所面臨的基本藝術手法的突破問題似乎還不那么突出，因而[wiki]阿加莎·克里斯蒂[/wiki]也沒有達到日本社會派推理小作家的高度和成就。
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作家為了深刻表現黑暗制度造成的種種犯罪事件，經過艱苦的創造，終于把兩種看來互相對立的藝術手法統一了起來。石澤英太郎的《隱私知道得過多的人》是其中一篇杰作。石澤的技巧是：首先寫出偵輯人員的推理，然后讓罪犯在這個推理范圍內進行海闊天空的犯罪過程的回顧，這樣既堅持了推理的路子，又極其巧妙地把罪犯犯罪的心理過程和情節用直接描寫法表現了出來：
某公司一科長宇佐美木太郎平日人緣極好，守口如瓶，大家都象信徒對神父那樣向他傾訴自己的隱私。在一次宴會上他卻突然死去。經過調查和傳訊在場的十三人，找不出任何他殺的根據。偵查主任光野健一卻認為他殺之說在如下情況下不能完全排除：比如，某科員向負責人事的宇佐美泄露了重大機密，說完產生后怕，于是殺死宇佐美滅口。這是一個推理。在打下這條伏筆后，作者接著用一整章的篇幅用意識流的手法描寫向宇佐美泄露陰私的所有人驚慌萬狀的心理狀態。他們都耽心招致懷疑，在傳訊中無不隱瞞了重要事實，但他們都不是兇手。意識流手法把重點描寫放在兇手打字員村瀨弓子身上。就在偵緝人員苦苦思索的當天晚上，她也和其他向宇佐美泄露陰私的人一樣，把自己作案的經過回顧了一番。她為了殺人滅口和向其他科員大敲竹杠一年來苦練宇佐美的筆跡，在酒中投毒前向所有科員發出信函，讓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內向指定銀行戶頭匯款。陰謀得呈了，兩天后宇佐美也死于非命。由于這一切都是在誰也不能聲張的過程中悄悄進行的，所以未露任何蛛絲馬跡。偵緝人員的推理判斷引出罪犯這一大段意識流，師出有名，意識流是為推理服務的。但作者并沒有滿足和停留在這一步上，為了深挖罪犯的客觀心里過程，譴責腐朽黑暗的資本主義制度，作者繼續用意識流的直接描寫法來展現罪犯事成之后的得意心情和美妙打算。同前一樣，作者也是偵緝人員的推理。
由于案情毫無進展，調查總部半年后解散了。但凡偵查主任光野獨具慧，上級批準了他制定的等待罪犯自己露頭的“待機偵查”方案。這又是一段推理，為下面罪犯露頭后的意識流鋪下了路子。
半年后，村瀨弓子以照料老人為名提出辭職，但她沒有回家，軍費是乘飛機到東京去了。在飛機上，她發出了會心的微笑，因為東京人口一千二百萬，人人自顧不暇，即使家停具死尸長達一年，鄰人也不會知曉的。東京最適合犯人消遙法外。她為自己露網自鳴得意，手提包中一中疊鈔票是她“智慧的勝利。”她認為，宇佐美應利用過多掌握他人陰私大敲竹杠。宇佐美不為，舍我其誰？于是，她埋頭苦練宇佐美的字體，終于如愿以償。到東京后，她要用這筆錢租一間舒適住房，頂一家咔啡館，準備自撐門戶大干一場。這段意識寫得相當精采。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逃出光野的預料，他早已布下了天羅地網。
借用意識流手法把罪犯作案情節直接描寫出來，變機械的外部推理為罪犯犯罪時客心理過程的直接描繪。這在推理小說發展史上是一個難度較大、成就較高的創新例子。這篇小說因此被美國推理作權威艾勒里·奎恩選為日本推理小說的杰作。作者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完全是出自對生活真實的高度重視和概恬。因為“陰私”（包括所有罪犯犯罪心里以至整個情節）只有當事者本人最清楚。偵緝人員即使料事如神也沒有當事者本人的回想獨白更準確、更真實。因而也更生動，更具感染力。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和創新，它丟開對外部事件的客觀敘述，以高強度的筆觸直接表現人物精神活動，為深化推理小說的主題起到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它打破了推理小說創作中的傳統手法，把作家凝視生活的焦點從從事件、過程上轉到人的心里活動和思想感情的變化上，把從外部的機械推理轉向人的內心世界的更深刻的變化上。它擴大了推理小說的容量，增強了推理小說對復雜社會生活的表現能力，特別是人的思想和思想著的人的內心世界的能力。為日本社會派推敲理小說向批判現實主義邁進作出了可喜的貢獻。這樣的另一個優點在于，它打破了偵緝人員萬無一失的超人的偶象，而賦予他們以現實人的有血有肉的真實形象，從許多方面為我們突破推理小說傳統提供腚寶貴的借鑒，說明即便格式嚴謹的推理小說，也不排斥其它任何藝術手段。可以說，日本社會派推理作家爭相創新的艱苦勞動提開了推理小說革新潮流的序幕。其代表作家之一森村誠一有一段名言，可以做為這種革新的宣言。他在《人性的證明》后記中說：他對推理小說單靠邏輯來破案，早就感到不滿，“有人說，推理小說本身就決定了構思的機械性。這種說法難道不是過于看重邏輯結構，而置人生的種種予盾和生活氣息于不顧嗎？”因此，他要“既不拘泥于邏輯性，又不離開推理的路子來寫小說。”
“既不拘于邏輯性，又不離開推理的路子來寫小說”，這就是當今寫作推理小說所面臨的重大課題。我們應當在遵循基本寫作規律的前提下，寫出多種多樣的新作品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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