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盲貼：推理小說鼻祖————愛倫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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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說是通俗文學中的一枝奇葩，它不僅以撲朔迷離、驚心動魄的犯罪案件引人入勝，更以縝密的推理、出人意外的機智而令人折服，這是一種智者的游戲，是想象力和高智商孕育而成的奇妙的產兒，十九世紀美國小說家愛倫坡是這種獨具一格的文學形式的開創者。  

愛倫坡是一位以思考分析為樂的智者，他酷愛難解之謎、難解之題和難解之符號，他曾登報廣集密碼，一一加以破解。這種高難度的智力活動不僅給了他探索的樂趣，而且賦予他文學創作的靈感。他以此為素材創作了一篇奇特的推理小說《金甲蟲》。小說主人公在抓一只金色的甲蟲時偶然得到了一張羊皮紙，又湊巧讓這張羊皮紙靠近了火，于是紙上出現了許多數字，中間夾以各種符號。聰明的主人公煞費苦心地在這些看似神秘莫測的暗號文字中找到了規律，破解了密碼，按所得的指示在地底下掘出了海盜埋藏的無數財寶。  

如果說《金甲蟲》是推理與民間傳奇故事的結合，那么愛倫坡的《毛格街謀殺案》《瑪麗·羅瑞神秘案》和《失竊的信》便是推理與犯罪小說的結合。與二十世紀相當流行的克里斯蒂的推理偵探小說不同，愛倫坡的推理小說既沒有精心設計的作案過程和層出不窮的反偵破行為，也沒有驚心動魄的破案過程，其主體便是推理。如《毛格街謀殺案》，在小說的開頭，慘案便已釀成。從新聞報道中得知了這一案子的業余偵探杜賓對此案產生了興趣，于是便勘察了現場，根據現場留下的蛛絲馬跡和報上的相關報道當場便破了案，只等知情者上門驗證自己的判斷了。整部小說情節很簡單，絕大部分是展示推理過程的。由于推理是在杜賓的腦海中進行的，愛倫坡時代的作家還沒有連篇累牘地描寫人物的意識活動的習慣，因此愛倫坡在小說中設置了一個次要角色，即敘事者“我”，這個“我”并不參與偵破活動，但卻與杜賓形影不離，猶如旁觀者觀察著杜賓的一言一行。“我”的智商明顯低于杜賓，對杜賓的判斷常感到困惑，杜賓便在為“我”解惑的過程中把自己的推理過程一一道出。愛倫坡首創的這種人物結構模式為他的后繼者普遍采用，無論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還是克里斯蒂筆下的業余偵探波阿洛都有這樣一個相形見絀的同伴。  

對于分析思考、推理破案，愛倫坡顯然是做過一番研究的，他的推理小說猶如論文，往往是以某種思想方法為理論依據的，整部小說便是要驗證這一中心“論點”。因此，讀他的小說，除了獲得閱讀快感之外，還常可以得到一種智慧的啟迪。例如在《毛格街謀殺案》中，他以警察常因過細的調查而發生錯誤為例告誡讀者在認識事物時不要因過于接近對象而縮小了眼界，其結果只看清了一兩點，卻失去了對整個事件的把握，他不主張在認識事物時不適當地陷得過深，他形象地說：“真理并非永遠處于井底，事實上，越是重要的知識，一定會在表面上顯現出來。”可以說，愛倫坡推理小說的藝術魅力正是來自于杜賓在破案中體現的這種睿智。  

不過，小說是一種感性的藝術，從本質上說與抽象的邏輯推理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把推理置于懸念迭起的故事中，讓它成為解疑的鑰匙，才會吸引讀者，讓讀者產生欲罷不能的閱讀沖動。愛倫坡成功的推理小說如《毛格街謀殺案》就是把推理與故事結合得較好的一篇小說。慘案發生在一密閉的房間中，房間翻得很亂，但財物卻并不見少，作案手段罕見的殘忍，鄰居都聽到案發時有高聲的吵架聲，但對說話者屬于哪國人卻眾說紛紜。兇手從哪里進入房間？作案動機是什么？為什么采用這種異乎常情的方法殺人？兇手是哪國人？簡短的案情陳述令讀者疑竇叢生，極大地挑起了讀者的好奇，隨后的推理雖然冗長，但因包含了讀者迫切想知道的答案，因而同樣引人入勝。相比之下，《瑪麗·羅瑞神秘案》中的推理便因缺乏這種精彩的故事作鋪墊而顯得比較枯燥。  

愛倫坡是一位對短篇小說創作頗有研究的作家，他既不認為小說應該反映生活，也不主張讓小說背負起道德教育的重擔，他認為小說就是滿足讀者的審美需求的。為此，他提出了小說創作的“效果論”。他指出“在短篇小說這種文藝形式中，每一個事件，每一個描寫的細節，甚至每一個字句都應該收到某種統一的效果，某種預想的效果……”他最喜歡表現死亡的恐怖和對怪異現象的疑懼這兩種效果。他的推理小說常給人以怪異之感，如《金甲蟲》中羊皮紙上那詭異的暗語，神秘的甲蟲，又如《毛格街謀殺案》的兇手竟是一只出逃的猩猩，這些都使愛倫坡的推理小說平添了一種獨特的藝術魅力。  

愛倫坡是一位因其創新性而獲得巨大影響的作家，柯南·道爾曾說：“在（推理小說創作）這條狹窄的小路上，一個作家必須步行，而他總會看到在他的前面有愛倫坡的腳印。”

  

《文匯讀書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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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失竊的信，心理描寫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