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述犯罪心理學(例子篇)

1

布魯塞爾博士的15點推理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事情發生在紐約。

兩顆土炸彈
1940年11月16日，紐約愛迪生公司大樓的窗沿上發現一只工具箱。打開一看，里面裝著一根黃銅管，管里塞滿了炸藥，管外裹著一張紙條，上面寫道：
愛迪生公司的騙子們，這是給你們的炸彈。
Ｆ。Ｐ。（簽署）
炸彈沒有爆炸，但罪犯也沒有留下指紋。幾星期后，在愛迪生總公司，又發現一顆土炸彈，它是一只塞滿炸藥的短統羊毛襪，罪犯留下了同樣的紙條。
是誰與愛迪生公司過不去？公司保衛部門查閱它所設立的“公安卡”，發現對公司發出過怨言的人有好幾千，從何查起？他們認為，這也許只是想嚇唬一下愛迪生公司吧？調查到此為止，也沒有對外聲張。
1941年，美國卷入太平洋戰爭。這件無頭案就擱了下來，一拖就是十年。

十年以后
1950年圣誕節的前幾天，《紐約先驅論壇報》收到一封讀者來信。信發自韋斯特切斯特縣，字跡清秀，字體個個大寫，上面寫道：
我是個病人，而且正在為這個病而怨恨愛迪生公司，該公司會后悔他們的卑鄙罪行的。不久，我還要把炸彈放在劇院的座位上，謹此通告。
Ｆ。Ｐ。
在以后的幾年中，警察局和“Ｆ·Ｐ·”那清秀的字體結下了不解之緣。
“Ｆ。Ｐ。”的炸彈越造越熟練，他的頭八顆土炸彈只爆炸了兩個。而后來的四顆都爆炸了。1955年，“Ｆ。Ｐ。”加快速度，放了52顆炸彈，炸響了30顆。報紙開始廣泛報道他的“成就”，公眾也對他感到嚴重不安，人們把他稱為“炸彈狂”。而他卻變本加厲，投寄給報社的匿名信中，措辭日益激烈。
一天，“Ｆ·Ｐ·”的土炸彈炸死了一個人。社會輿論和市政當局一致表示，一定要把這個“炸彈狂”挖出來。
移樽就教
“Ｆ。Ｐ。”和愛迪生公司多少有點糾葛，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怎樣從這家公司積半個世紀之久的龐大檔案中，尋找出有關的線索來？愛迪生公司苦惱不堪，紐約市警察局也束手無策。
芬內是紐約警察局的偵探長，兼紐約刑事實驗室主任。他曾取得精神病法醫學學士頭銜。但這個神出鬼沒的“炸彈狂”卻使他絞盡腦汁，疲憊不堪。他決定破除門戶之見，去請教研究刑事犯罪的心理分析家布魯塞爾博士。
一天下午，芬內探長帶領手下的兩名偵探，挾著炸彈狂一案的全部宗卷，去布魯塞爾博士家求教。那兩名偵探和絕大多數人一樣，不知心理分析是怎么一回事，對此行是否有收獲深表懷疑。
布魯塞爾博士對這次咨詢也很明白，它不僅關系到自己的聲譽，而且會影響“心理分析”這種新冒出來的偵破方法的前途。
芬內帶來的全部宗卷中，唯一有用的只是那“炸彈狂”的幾封信，以及幾顆由他制造的炸彈的照片和一些炸彈的彈片。要據此做出結論，顯然是很不夠的。但是，博士憑著他對心理分析法的深刻理解和熟練運用，竟滔滔不絕地談了四小時。歷史已證明，這一次談話給心理分析方法開創了新局面，成為犯罪行為分析史上的劃時代事件。
“他”是男人
布魯塞爾注視著那幾彈沒有爆炸的炸彈照片，當著偵探們的面提出第一個假設：可以肯定“Ｆ。Ｐ。”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為，以前造炸彈或放炸彈的都是男人，無一例外。
博士接著說下去：“毫無疑問，這個人之所以對愛迪生公司抱偏見，是他認為愛迪生公司害得他生病。漸漸地，他認為整個世界都和他過不去，這是他行為失常的來由。

一個人一旦為這種思想所糾纏，就變成了‘偏執狂’。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偏執狂的發展是緩慢的，但一過35歲之后，便發展得不可收拾了。那個‘Ｆ。Ｐ。’放炸彈已有16年的歷史，年齡應該在50歲以上，這是第二個可能性。

“偏執狂都非常愛護他們自己。當他們有所行動時，總認為這是在‘自衛’。他們從不承認自己有缺點，而把遇到的麻煩都歸罪于別人，尤其是某個大組織，在這個案例中就是愛迪生公司。由此產生了第三個可能性：愛迪生公司對那個‘Ｆ。Ｐ。’也許有過不適當的處置，以致遭到他的報復，所以，他的出發點也許無可非議。

“從他的清秀字跡來看，他受過良好的中等教育。這是第四點。”

貌不驚人
3個偵探聽得津津有味。“那么，怎樣發現他呢？”一個偵探急著想知道下文。
“這就是困難的所在。”博士繼續分析下去，“這種人很要面子，他平時行為檢點，不做任何在他認為是有失體面的事。因此，他很少可能會在公安卡上留下記載，更不大會到過精神病院或收容所，因為他根本不認為自己有病。所以，人們是難于從這些檔案去發現他的。”
看著偵探們大失所望的神色，博士充滿信心地對他們說：

“心理學可以幫你們的忙。據德國一位精神病醫生統計，偏執狂患者有85％屬于運動員體型。諸位先生，我據此得出第五個可能性：這個‘Ｆ。Ｐ。’不胖不瘦，中等身材，體格勻稱。”
布魯塞爾拿起那幾封信，繼續說下去：

“從這清秀的筆跡、干凈的信紙上我得出第六個可能性是，此人工作質量一定是好的，由此推論他是個遵守時間、兢兢業業的模范職員，直到他遭到所謂的‘卑鄙罪行’前，他一直是這樣工作的。

“說到‘卑鄙罪行’，這種措辭很不夠美國味，倒有點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和英國夸張小說里的語言。‘Ｆ。Ｐ。’筆下的‘愛迪生公司’寫成Society of Edison,而美國人不這么寫，他們寫的‘愛迪生公司’是Consolidated  Edison的縮語Cons.Ed.不管怎樣，這個人不是純粹的美國血統，也許他就住在外國人的社區里。這是第七個可能性。”

一個偵探感到不滿足，他對博士說：“您說他是外表平常、舉止端莊的中年人，這可不是引人注目的特征。”
“說得對，”布魯塞爾點點頭，“下面的分析才是我本行的工作。”

心理創傷
“和愛迪生公司有糾葛的人何止千萬，但是除了這個偏執狂，誰都不會因此而把炸彈在公司大樓以外的地方亂放。你們知道這是為什么？”博士提出了一個問題。

“他與公司的糾紛，可能不是他到處放炸彈的真正理由。”一個偵探漫不經心地回答道。

“更確切地說，這種糾紛不是唯一的理由，在這個理由之下，另有一個連他本人也不知道的理由存在。我要說的第八個可能性就是指這方面的。他一定受過某種心理上的創傷，例如，他的母親早已去世，而這一悲劇又是他父親的過錯。你們知道，男孩子在幼年時期會由于戀母情結而憎恨父親。這種情況在這個偏執狂身上一定也發生過。他經常反抗父親，并在這種狀態下生活過來。但他自己并不意識到，長期反抗父親使他滋生起一種反抗權威的情緒，這種情緒過早地潛入他的意識深處，成為‘潛意識’。而這種像定時炸彈似的潛意識，一旦遇上了愛迪生公司對他的不公正處置，使他心頭的創傷又復發了。于是，他就從反抗父親的權威發展到反抗社會的權威，這就是他到處亂放炸彈的原因，但他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切的。”
         
“但為什么他會經常不斷地放炸彈呢？”一個偵探感到還沒有完全理解。
博士從容不迫地說下去：

“失去了母愛，使他感到痛苦，而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也沒有人給他以愛情或友誼，他的心理創傷始終沒有愈合。因此，我敢斷定他是一個獨身者，既沒有女朋友，甚至也沒有男朋友。但是，他可能跟一個年齡比他大的女親屬在一起生活。這個女親屬使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母親，從而觸動了他對父親的怨恨，這種感情又激發了他對權威的反抗。這就是他經常不斷地放炸彈的原因，也是我要說的第九個可能性。”

斯拉夫裔
“他沒有友誼和愛情，但他多的是禮貌。他對誰都和藹可親，因為他要保持自己的君子風度。我現在還要說得更遠，他八九不離十是個衣著整齊、風度翩翩的人。這是第十個可能性。”
這時，一直不作聲的芬內探長開口了。他說：

“恐怖分子不喜歡公寓，寧愿住獨院住宅。因為造炸彈必須有一個設備很好的工作室，一個不會妨礙鄰居又不會被人發現的隱蔽所在。”博士表示完全同意，這就成為第十一個可能性。

“我不是說過他不是純粹的美國血統嗎？我現在進一步提出第十二個可能性：他是斯拉夫裔。”

偵探們不約而同地眨巴著眼睛，表示不信。

“對仇敵采用威脅、暗殺等手段各國都有，但地中海沿岸國家慣用繩勒，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大多用匕首，而在斯拉夫國家中，恐怖分子向來愛用炸彈。因此，一個恐怖分子若是到處使用炸彈的話，這就暗示他極可能是斯拉夫人。

“而且，如果他是斯拉夫人，根據斯拉夫族多信天主教，就有理由設想他是個天主教徒，從而引出第十三個可能性。而且，此人必然定時上一個天主教堂去，因為有規則是他的習慣之一。

“他的匿名恐嚇信不是在紐約就是在韋斯特切斯特投寄的，因此，他的家很可能就在這兩地之間。而本地區的幾個最集中的斯拉夫人居住區，就是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他住在這一地區，這是第十四個可能性。”

第十五個可能性之外
在確定這個炸彈狂究竟患的什么病時，布魯塞爾博士犯了一個錯誤。智者千慮也有一失嘛。
“Ｆ。Ｐ。”在持續多年的威脅性字條中聲稱自己是一個病人。據此，博士提出他的

第十五個可能性：“Ｆ。Ｐ。”患的病可能是癌癥、心血管疾病或肺結核中的一種。如果是癌的話，“Ｆ。Ｐ。”可能已經死了，因為癌癥患者能活十幾年以上的幾率很小。如果是肺結該，由于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他可能早已痊愈，因此不可能一直是病人。于是，布魯塞爾推論他應患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而事后的真相是，這個炸彈狂恰恰患的是結核病，但他一直沒有去就醫。博士忘記了偏執狂是不會去找醫生的，即使去就診，也不會尊重醫生意見的。
博士談了15點可能性后，探長問道：“那么，您對下一步的建議是什么？”
“把這15個可能性公諸于眾，我相信那個人是可以挖出來的。因為，假如我的推測是正確的，那么，他的鄰 居就會把他識別出來。反之，如果我錯了，他就會找上門來，這樣，我們也能得到一些線索。無論如何，我們在報上一公布他的特征，無疑是將了他一軍，使他認為我們在嘲弄他。這對于一個不承認自己有缺點的人來講，是一種忍受不了的刺激，他一定會作出反應來的。”
“一百萬分之一的希望。”一個偵探咕嚕說。芬內起身告別，博士突然叫住他：
“偵探長！”
“什么事，博士？”
“再補充一點。我看這個人的衣服雖然穿得筆挺，但對于時新的式樣他是猶豫的，我大膽推測，你們抓住他的時候，他穿的應是一件雙排鈕扣的上裝（當時一種普通式樣的上裝——編者），鈕扣扣得整整齊齊的。”
這補充的一點，后來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東西。
找上門來
1956年圣誕節前夕，《紐約時報》和美國各大報紙都刊登了這15個可能性。警察局的電話總機忙得不亦樂乎。
一天深夜，博士家的電話鈴響了：
“是布魯塞爾博士家嗎？”
“是的，您是哪兒？”
“我是‘Ｆ。Ｐ。’，你仍然摸在門外，后悔了吧！”咔的一聲，那一頭的電話筒就擱上了。
“Ｆ。Ｐ。”終于找上門來了，這使博士大為興奮。四天之后，“Ｆ。Ｐ。”又在一家圖書館和一家電影院里放了炸彈。12月26日，美國各大報又刊登啟事要“Ｆ。Ｐ。”上警察局自首，并公開答復關于他的十五個可能性的分析是否正確。第二天，答復信從韋斯特切斯特寄出：
拜讀了12月26日的報紙。若去自首的話，那我就是傻瓜。請別侮辱我的智慧，奉勸你們還是把愛迪生公司叫到法庭上去為好。
Ｆ。Ｐ。
梅特斯基
與此同時，愛迪生公司動員了大批人力，準備把它的人事檔案和公安卡都翻一遍。1957年1月初的一天，有個女職員在查閱20至30年代的檔案時，翻到一份名為喬治·梅特斯基的人事檔案。其內容和其他人的大同小異，其中也有關于這位職員和公司的一場糾紛的紀錄。不過，檔案中夾著一封梅特斯基本人申訴的信，信的語氣激憤，并有“卑鄙罪行”這樣的話。這引起了那位女職員的注意，于是它被拿出來仔細研究。
喬治·梅特斯基原是愛迪生公司的電機保養工，1931年9月5日，鍋爐發生回火事故時，他被燒傷。公司付給他一筆病傷津貼。他拿了沒有，檔案上沒有說明。1934年1月4日，他說自己染上肺結核，要求終身殘廢津貼，公司拒絕了。幾個月之后，他的名字從工資單上注銷。
愛迪生公司提到梅特斯基的報告，都稱他為模范職員：辦事勤快而謹慎，性情溫和而行為端正，嚴格遵守規章和上級指示，等等。
檔案里提到的重要內容還有：在鍋爐出事那年他的年齡為28歲，照此推算1957年時應為54歲。梅特斯基是波蘭裔，羅馬天主教徒，他家住在康涅狄克州。
根據這些線索再進一步進行保密調查，材料表明梅特斯基未婚，他和兩個姐姐住在一棟獨立的住宅里。父母雙亡，他因慢性病而不工作，他的兩個姐姐供養他。梅特斯基身高1．75米，體重74公斤。他沒有犯罪紀錄。鄰居肯定他的家是個和睦之家，他對人總是彬彬有禮，但是與人們保持距離，很少往來。
“這和布魯塞爾博士的描述簡直吻合到滑稽的地步，”警察局的偵探們面面相覷，“那么，先到他家去瞧瞧吧。”
最后勝利
1957年1月22日，紐約警察局的四個偵探一齊來到梅特斯基家的門口。
偵探們按了門鈴，一盞燈亮了，出現在門口是一個身材勻稱的男人，穿一身褪色的睡衣，金絲邊眼鏡后面，一對碧眼平靜地望著四個偵探。
“晚上好，有何貴干？”他彬彬有禮地問道。
“您是喬治·梅特斯基先生吧？”
“是的。”
“能不能請您給我們一張有您字跡的紙條？”
“噢，我知道你們的來意了，莫非諸位以為我就是那個炸彈狂？”梅特斯基微微一笑，并招呼偵探們進去。他東拉西扯地談了一個小時。最后被偵探們問得無言對答了，就把他們領到一間小小的工作室，它設在屋后的汽車庫里。室里的東西擺得井井有條。偵探們一眼就看出這是制造炸彈的地方。
“那么，這事是您干的？”
“是的。”
“‘Ｆ。Ｐ。’又是什么意思呢？”
“Fair Play（公平對待）的縮寫。”
兩個姐姐在一旁急得打轉，她們哭著說：“他是沒有本事去害人的啊！”
偵探們要梅特斯基跟他們去警察局，于是他就進屋去換衣服。當他再度出現時，只見他頭發梳得光光的，搽了發油，腳上的皮鞋擦得雪亮。身上穿著一套藍色細條紋的雙排鈕扣西服，上裝的三顆鈕扣顆顆扣得緊緊的。
布魯塞爾博士的方法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