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洛克·福爾摩斯文學閱讀考（來自天涯社區，作者：橋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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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洛克·福爾摩斯文學閱讀考（來自天涯社區，作者：橋東里）

在開始我的考證之前，我必須對以下事實作出聲明：無論可敬的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擁有何種程度的文學水平，這一點都不能對他在這個星球上的崇高聲望構成一丁點兒損害；即使他對人類的文學歷程視而不見——我們很快會發現，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們亦將無法采取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他。

最為我們所熟知的對福爾摩斯文學知識的評價，來自他的親密伙伴華生醫生。他們結識不久，華生就列舉出一張“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學識范圍”，盡管在“驚險文學”一欄里華生的評價是“很廣博”，但是在這張表的第一項，也就是“文學知識”這一欄里，華生卻用最簡單的文字進行了概括，“無”。華生舉出的例子是，當他引用托馬斯·卡萊耳的文章時，福爾摩斯“傻里傻氣地問我卡萊耳究竟是什么人，他干過些什么事情”。

但是因此產生福爾摩斯對文學作品統統不屑一顧的看法則是錯誤的。我很遺憾地指出，在這一點上，華生并不十分了解他這位難以捉摸的朋友；相反，福爾摩斯在某些場合表現出的文學素養要比華生更深厚。“你拿去看吧”，終身不知愛情為何物的福爾摩斯向華生推薦了彼特拉克的抒情詩集；然而華生卻選擇了“一本黃封面的廉價的通俗小說”，躺在旅館的沙發上以資消遣（《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這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順帶說一句，耽于思考案情的華生最后把那本小說扔得遠遠的，這種“生活比虛構更曲折”的想法早在福爾摩斯的腦里產生了。他曾經說過，“奇怪的巧合、密室的策劃、鬧別扭、以及令人驚奇的一連串的事件，它們一代一代地不斷發生著，導致稀奇古怪的結果，這就會使得一切老一套的、一看開頭就知道結局的小說，變得索然無味而失去銷路。”（《身份案》）因此不難理解，在見識過世間大部分奇事的福爾摩斯的文學閱讀經歷里，小說幾乎是最不能引起他閱讀興趣的一個種類。如果華生所說的“文學知識”是指小說的話，不得不承認他的判斷也有幾分道理。

與每一個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長的人一樣，福爾摩斯對《圣經》極為熟稔。有一回他裝作不經意地提到烏利亞和拔示巴的故事，他以他特有的炫耀口氣對華生說道，“我恐怕我對《圣經》的知識有一點遺忘了。但是你可以在《圣經》的《撒母耳記》第一或第二章去找，便可以得到這個故事了。”（《駝背人》）可是他并沒有宗教信仰。

他的文化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與古羅馬。他對賀拉斯有著深刻的理解，甚至引用了一位波斯詩人來與之對比，“哈菲茲的道理跟賀拉斯一樣豐富，哈菲茲的人情世故也跟賀拉斯一樣深刻”（《身份案》）。但很難說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對他產生了影響，別的不說，他對待知識的極端實用主義態度與古希臘人單純的求知欲實在相去甚遠。不過對《詩藝》的作者有如此見解，他會在外出辦案的火車旅途中隨身攜帶彼特拉克詩集袖珍本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為大不列顛帝國的臣民，福爾摩斯理所當然地吸收了英倫文學的營養。他讀過《約翰生傳》這本最杰出的傳記作品，因為他親切地稱呼華生為“我自己的包斯威爾”（《波希米亞丑聞》）。他很熟悉肖伯納的文風，他說“肖伯納的文字洗練而簡潔，但詞匯量有限”（《恐怖谷》），沒錯，這是一句簡要而全面的評語。他還讀過喬治·梅瑞狄斯，他邀請華生“讓我們來談談”（《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由于缺乏資料，我無法確定福爾摩斯要談的是他所寫的詩歌還是小說。

福爾摩斯還提到過其他幾位小說家，例如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居斯塔夫·福樓拜。叫人失望的是他引用的不是《包法利夫人》或者《情感教育》，而是福樓拜給另一位小說家喬治·桑的信，“人是渺小的——著作就是一切”，福爾摩斯用這句話來形容對自己事業的看法。不過，我仍然相信他不會只留意到福樓拜的信件，他有理由對法國人的觀察力與分析力表示敬意。

另一個是愛倫·坡。他曾經給華生讀坡寫的故事（《住院的病人》），誰都知道坡是偵探小說的鼻祖，那么福爾摩斯讀坡的小說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在福爾摩斯第一次提到坡的時候，坡在貝克街221號B并沒有收獲體面的待遇。那是華生第一次恭維他的伙伴，說福爾摩斯使他想起坡的作品中的偵探杜班來了。福爾摩斯沒有領情，他冷冷地說：“你一定以為把我和杜班相提并論就是稱贊我了。可是，在我看來，杜班實在是個微不足道的家伙。”（《血字的研究》）事實證明，這個自負的高個子的確把自己看得很準。不過在我看來，他那時對坡的輕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剛剛認識華生，他需要給華生留下更強烈的印象。

除了杜班，他還讀過別的偵探小說。一個到現在已經沒什么名聲的法國小說家格波利歐塑造了一個叫勒高克的偵探形象，這個可憐的偵探遭到了福爾摩斯無情的羞辱，“不中用的笨蛋”是福爾摩斯送給他的稱號（《血字的研究》）。

此外，福爾摩斯的書單還包括一位德國作家，一位法國作家，與一位新大陸作家。馬丁·菲多在《福爾摩斯的世界》里寫道，“他經常在一些場合引用歌德的詩句（他曾經贊美過歌德的詩句，稱他的詩歌很精辟）。”他還能在一束私人信件中辨認出一句巴爾扎克的話，這說明他對《人間喜劇》的作者并不陌生（《身份案》）。同時，他還說過：“旁證有時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用梭洛的話來說，就像你在牛奶里發現了一條鱒魚一樣。”很重要的一點是，福爾摩斯應該是直接閱讀歌德與巴爾扎克、福樓拜作品原文的，他對法語、俄語與德語的語法都非常精通。他提醒華生注意一張便條的措辭，“法國人或俄國人是不會這樣寫的。只有德國人才這樣亂用動詞。”

總的來說，福爾摩斯的文學閱讀包括了典籍、文論、傳記、詩歌、劇本、小說、信件、散文等諸多體裁。其中他最喜愛詩歌，對小說非議最大（或許這個結論要把兩位法國巨匠排除在外才能成立）。

事實上，華生曾經透露過福爾摩斯成天“埋頭于舊書堆中”（《波希米亞丑聞》），“每日與小提琴和書籍為伍”（《馬斯格雷夫禮典》）。有一個細節能夠十分有力地說明問題。當福爾摩斯從深淵中死里逃生回到倫敦時，他下意識地把自己化裝成一個窮藏書家，出現在華生面前——這種隱身選擇是否暗示了他內心的某些東西呢？讓我列舉他搜集的一些冷門生僻的書籍：《樹木崇拜的起源》，《英國鳥類》，《克圖拉斯》，《圣戰》。

很顯然，這是一個與我們沒什么不同的蠹蟲，總是會擁有一些根本用不著的書，也許只是為了“正好把書櫥那第二層的空檔填滿”。

[按：喬治·梅瑞狄斯在群眾版《福爾摩斯探案集》里被譯作“喬治·梅瑞秋斯”，譯者則含混地注解為“英國著名文學家”，我卻四處搜尋不獲。經過與原文比照，發現此君名為GeorgeMeredith，有譯作梅若帝，也有譯作梅瑞狄斯，可見“秋”乃“狄”之誤植。王佐良著《英國詩史》說生活在十九世紀的他“沒有其他好詩來支持或擴大他的成就，他主要仍是一個小說家，而且是引進新題材的重要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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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福爺這種人就肯定不理低俗的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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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原來也很愛收藏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