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分析近藤俊一被害真相的之前，首先要厘清案件的脈絡。第一步要判定的就是案件本身的性質。
1、以排除法判定此案件的性質為他殺。
引用 “（近藤）死因是機械性窒息，兇器確定是現場發現的那條長約三尺直徑五分的普通麻繩，在脖子上纏繞了兩圈相交于頸后。”
引用 “（近藤）在后腦偏上處有一非致命傷痕，是小型鈍器擊打造成”
近藤的后腦處收到鈍器擊打，這是死者沒法自己攻擊的位置。同時文中沒有提到過擊打所用的小型鈍器，因此可以判斷兇器消失只可能是他人所為。同時，近藤死亡時是坐在椅子上被勒死，這也是死者沒法自己做到的手法。
加之文章中的敘述，可以排除此處存在任何可完成以上手法的機關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斷定近藤之死既不是自殺也不是事故或陷阱殺，而是他殺。
2、圈定嫌疑人范圍。
按照文章中的敘述，嫌疑人可以基本劃分為第一梯隊嫌疑人：口供中當時一直停留在戲院二樓的土方吉和王安；和第二梯隊嫌疑人：口供中當時停留在戲院一樓的戲院中于賈仁相關的一眾人等。
2.1、與犯案時間有關的線索可以整理如下：
2.1.1、引用 “曾瞥見包間里的近藤為（百花亭）表演鼓掌，父親在一邊目光卻是集中在近藤身上”
由此可確認近藤在《百花亭》期間尚存活。
2.1.2、引用 “《百花亭》結束后是相聲場，近藤對相聲不太喜歡，所以每當此時他都會關上包間的窗戶進行小憩”
《百花亭》結束后，相聲場開始，此時近藤脫離可觀測區域。
2.1.3、引用 “到下午六時二十五分左右（此為現場被發現的時間），臺上開始進行今天的最后一場演出——《趙氏孤兒》，演員們剛上臺就位唱了兩句，二樓包間就傳來叫喊，賈老板說那是土方吉的聲音”
此時土方和王安進入現場，兇殺時間圈定在相聲場開始，土方吉與王安離開至6點25分。
2.2、在犯案時間內，死者所處房間觀測情況的相關線索可以整理如下：
2.2.1、引用 “兩個包間中間是有一扇小門的，只有父親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到右包間殺人再回到左包間。至于說有人事先躲進左包間，趁著我父親不注意去右包間殺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說包間里根本沒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間的門在打開時，無論手腳多輕，都會發出門軸轉動的尖銳聲音，在屋內的人一定可以聽見。包間的窗戶外也完全沒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兇手只能從門進入。”
配合示意圖后的備注可以得出結論。在房屋內有觀測者時，不會存在觀測者未知的人員。整個房間不存在可以出入的暗道，窗戶不可出入，唯一進出的可能性是房門。
2.2.2、引用 “在近藤小憩時土方在門外看守，其他人無論進入哪個包間他必然會看到”
結合第一點可以確定，土方吉在門外就位后，再無任何人有機會進出戲院二樓。
2.2.3、引用 “我父親和土方也都會離開包間不打擾近藤（小憩），父親會在這時候離開去登臺表演，沒有登臺安排時他就會到左邊的包間內單獨觀看，土方則是在門外站崗。”
此處描述的是土方吉和王安離開右包廂的過程，是整個案件中的重點部分，但作者在這個部分的敘述卻有些模糊。‘我父親’王安前往左包廂聽相聲，但未提及土方的具體去向，只是說‘離開’并且在離開后在門外站崗。此處土方存在兩種具體的行動模式，因為作者沒有限定所以兩者都有可能：行動一，直接去走廊站崗。行動二，先與王安一同前往左包廂，而后去走廊站崗。這個分歧直接決定了在近藤小憩期間是否可能有第一梯隊嫌疑人之外的某個人從樓梯進入房間行兇。如果是行動二，那么兇手的做法可以是這樣的：在策劃整個行動前，熟悉掌握王安、土方吉和近藤軍一的全部行動習慣（從文中敘述來看，三人的行動都很有規律性。）在《百花亭》快結束，近藤小憩將要開始之前埋伏在近藤門口，把握時機與王安和土方吉同時開門（也可以稍微慢一點或者在二人剛離去后開門）并進入右包廂行兇。并在案發時，趁王安離開左包廂時躲入左包廂，在其他人來觀察現場時混入人群。
綜合來看，無論土方吉的具體行動具體為何，都無法從可能性上排除掉王安和土方吉的嫌疑。但如果土方吉采取的是第一種行動，那么除了當時二樓的二人以外的其他人是沒有任何機會躲藏或混入現場殺人的。也因此可以將犯罪嫌疑人分為兩個梯隊，有充足殺人能力因此嫌疑較大的一梯隊，和不大可能進入現場殺人因此嫌疑較小的二梯隊。
3、從動機出發，推斷兇手身份。
整個文章中可見的有能力殺人的利益集團有三個。一個是日本軍方、警察。一個是抗日組織。再一個是，‘我父親’王安。
3.1、王安的殺人動機和立場：從動機角度來看，將王安與日本方化為一個利益集團顯然是不可能的，而文中又有以下線索支持我將王安的位置與抗日組織區別開來
3.1.1、引用 “每當說起此人，父親總是帶著一種欽佩而又惋惜的樣子”
引用 “在父親的遺物中有一本日記…近藤雖是日本人卻也是第一個欣賞他的人，甚至還提出要邀請他去日本，所以父親一直心存感激，將近藤看作自己的知音…在爭執最后惱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槍抵住父親的額頭，兩人僵持和沉默了數分鐘后，近藤收起槍離開戲院…父親在日記最后寫了兩個字，失望。”
從這兩段文字中可見在和近藤的關系上，王安心里也是矛盾的，既當近藤是知己，又并不接受他日本侵略者的身份而產生隔閡。因此可以發現王安并沒有明確的殺死近藤的動機。
3.1.2、引用 “在賈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幫助下我和母親離開了北平跟隨難民往重慶方向逃去”
引用 “父親那時的樣子，頭發散亂，滿臉胡茬，右眼無法睜開，身上和臉上滿是血跡，父親總是穿著的那件長衫也破爛不堪像是被無數的鞭子抽打過...賈老板四處托關系終于去獄中看望了父親一次，那時父親就已經遭到毒打...他不肯認罪簽字，獄警就每天照三餐對他施以酷刑。他見到賈老板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與母 親如何，聽到我們已經離開北平他滿足的點點頭。半個月后在法庭走了一個過場，法官不顧父親的喊冤就定罪了。”
王安心中顧念作者母子，如果是他事先和抗日者共謀殺死的近藤，那么應該有機會在更早的時間安排妥當作者母子的安全，畢竟他們會是第一大嫌疑人手中的一個重大把柄日軍不可能會不對他們下手。同時王安也沒必要硬撐喊冤死不認罪。畢竟從案發當時的情況來看，若是王安做的，那可以說他是一點都沒給自己留任何翻案的退路，除了他以外基本沒有其他人能夠接觸到小憩的近藤。如果他是準備殺人后全身而退就不會選擇這種方式作案。如果他是準備英勇就義又無需承受許多皮肉之苦，像個真正的革命者一樣殺身成仁就行。
縱觀王安的行動，既沒有殺害近藤的實錘動機，在案發后的行動又與合謀殺人的演繹相矛盾，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是王安與人合謀（或單獨）殺死了近藤乃是十分不合邏輯的。
另外追加一點，來討論一下王安臨時撞見抗日者行兇，而后包庇行兇者頂罪的可能性。
進入戲院二樓時樓梯是面對著舞臺的，因此任何上下樓的行動肯定都有很大概率被戲班子中的人看到。也因此，基于這種假設為，戲班子的人和賈仁都是行兇者的幫兇。
而王安對于刺殺近藤的態度，此刻也無非就是有三種。一：明確的支持。在爭吵過后王安已經徹底放棄近藤，并且撞見刺殺也會義無反顧包庇兇手，自己頂罪。但是如若這樣其實根本沒必要去實施什么復雜的，有一定概率失敗的刺殺行動。直接策反王安殺了近藤即可。二：明確的反對。與假設前提相悖。三：搖擺中。根據文中描寫，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對于賈仁來說，最好的辦法不是直接派人去撞運氣，賭王安不會告發自己，而是事先暗示王安，試探他的口風，進一步與他攢合里應外合。如果王安答應了，方便實施下一步計劃。如果王安方隊，他也沒有真憑實據告發自己。
最后，也是最大的否認這一假說的證據是。犯罪現場缺失了鑿擊死者的那件鈍器。這是王安在本案中唯一的有利之處——王安沒有機會處理兇器。如果是王安在左包廂撞見了行刺的刺客，想定罪，第一步要做的就應該是把兇器藏到自己的屋里成為鐵證。
3.2日本軍方、警察的殺人動機和立場：文中有對日本軍方的立場提出過暗示。線索如下：
3.2.1、引用 “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漢會戰開始時（1938年6月初）被調到第2軍第29師團擔任參謀長參與武漢會戰，后來不知何時他秘密回了北平進行臨時調度，結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軍的攻勢被延緩。”
近藤是在武漢會戰開始后被抽調到后方做參謀長，這段話印證了他的死給日軍在戰爭中的利益帶來了損傷。可見近藤之于日軍是有豐富助益的存在，此次秘密回調也并非貶謫而是升遷。
3.2.2、引用 “近藤的保鏢也從兩人逐漸降到一人，是跟隨他十幾年的下屬土方吉，之后兩人更是穿著便服與平常百姓無異”
土方吉本人與近藤無冤無仇，追隨近藤十余載，甚至可以猜測是對近藤忠心耿耿的。如果日本軍方和土方吉本人都沒有動機殺害近藤，那么縱使土方吉有十分便利的殺人條件，也無法判斷是土方吉下的手。
3.3.1、抗日組織的殺人動機和立場：抗日組織的立場自然是與日本軍方截然相反的，也因此他們的行動與日本軍方之間是絕無通融的可能。文中曾有描述：
引用 “如果不是他把近藤俊一殺了，武漢會戰說不好會是什么結果，他可真是個英雄。”
可見抗日組織的一方是有實在的從這次刺殺中撈到好處的。而抗日組織方殺害近藤的動機也是不言而喻。
這樣排除下來可以發現。可見的三個利益‘集團’中，王安是個人行動，可以判斷他對刺殺將要發生毫不知情；日本軍方沒有殺人動機；那么對這次刺殺行動具有動機的就只剩下抗日組織一方了。
4、重大線索剖析
縱觀全文，可以總結出三處具有重大意義的線索。
4.1、近藤頭部的傷痕
引用 “在后腦偏上處有一非致命傷痕,是小型鈍器擊打造成,除此之外沒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傷”
近藤的鈍器擊傷位置在后腦偏上，從這一點可以得出兩條有用的信息。其一，近藤本人身高在176cm左右，兇手敲擊近藤后腦時揮擊路徑高于近藤本人身高。其二，兇手是從背后襲擊的近藤。
與此線索相關的內容還有。
引用 “根據傷情程度判斷當時近藤被打暈完全失去意識”
可見敲擊的強度足以造成近藤昏迷。
引用 “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詳，口微張，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雙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來就像是睡著了一樣。”
近藤的死亡過程并未伴隨大量痛苦。這與近藤身上一大一小兩處傷口的情形相悖。引用 “父親曾跟我說過近藤擔心戲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會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備。警察對這兩樣物品進行過檢查，只是普通的茶水和糕點。”
可見近藤來戲院時是十分小心的，也會提防戲院中的中國人。
綜合來看這幾處線索。我們會發現，戲院中除了王安和土方吉之外的其他人要在近藤正常的情況下是根本無法從背后接近小心謹慎的近藤，更不要說偷襲打暈近藤。但近藤的死亡狀況卻說明近藤在被勒死的過程中并未經受應有的大量痛苦，即近藤在被勒死的時候就已經失去意識。那么近藤失去意識的時間又是在哪里呢？根據2.1中對于犯案時間的討論我們可以圈定那一定是在相聲演出開始時，土方吉和王安離開之后。進一步細化，可以從二人停止觀測近藤開始算起。文中對于近藤表現的相關描述還有：“以往近藤與王安在觀看表演時有很多話，不知為何案發那天卻很少。”從這段描述可以發現，案發當天王安和近藤的交流是不正常的。對此可以做的假設有很多種，但是結合近藤會被王安、土方吉之外的第三人從背后近身來看，近藤應該是在被砸后腦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意識，案發前近藤和王安話很少的原因，或許也是因為少量安眠藥（或蒙汗藥等藥力相近的物品），而再次擊暈近藤則是未防止近藤在勒殺過程中醒來。畢竟當天王安和土方吉都沒有在近藤身上發現出明顯的異樣，即便是近藤已經被下安眠藥（或蒙汗藥等藥力相近的物品），其藥效也是較小的，只能讓人表現出一般程度的困倦。而對于近藤在劇院中可能被下藥的環節，也有如下描述：“搖椅旁的小桌子上放著兩碟糕點和水壺，水壺樣式與軍用水壺相同。”可以判斷水壺是軍隊制式，茶水也是從軍中帶來的。吃喝雖然都不使用戲院提供的東西但是卻沒有明確糕點的由來（不一定是軍隊提供的）。那么此處就遺留下了外部同謀實現準備好混有藥物的糕點，讓近藤購買并帶到戲院，而后再由兇手用一模一樣的正常糕點在殺人后替換的可能性的余地。
4.2、消失的兇器
在討論過近藤后腦傷痕的線索后，接下來會發現，在日軍的卷宗、和所有對于現場的口供、描述中都沒有出現過敲擊近藤后腦的那個兇器。按照4.1中提到的第一處線索。此物應足夠堅硬，并且個體不大，鑿擊后附著有少量近藤血液。
對于案發后將現場封鎖的描寫有：引用 “此時賈老板才注意到二樓右邊包間的窗戶竟然還是關著的…但是看那個表情他察覺應該有什么大事，于是馬上沖上二樓…之后賈老板馬上讓人去報警，警察趕到后對現場做了一些簡單的調查就下令將戲院所有人包括演員、觀眾和尸體都帶走了。”
根據文中的描述，在發現尸體時戲院中出現過短暫的混亂。作者用了‘馬上沖上二樓’‘馬上報警’‘警察趕到’這樣一連串形容事態演變迅速的詞語，但依舊無法實錘兇手此刻是否已經將兇器（及兇手自己）運出了現場。但我們知道的是，無論此刻兇器是否離開現場。在之后的時間里，日方都是沒有再找到過這件兇器的。
消失的兇器，可以是從戲院外悄悄揣進懷里的一塊鵝卵石，又或者是戲子唱《百花亭》時手中擺弄的酒鼎（姑且叫這個吧。。長得像是個微縮版的鼎。。。），一切取決于案發當時現場與外界割離的程度，一樓與二樓割離的程度。如果人可以在相聲場中出入二樓/戲院，那么兇手完全可能是任何一個效忠于抗日組織的刺客。只要與能時刻觀察門口狀況的戲組人員全部串好口供，即可在行刺過后趁著相聲的高潮，從樓梯溜下混入人群，再在發現尸體的混亂中離開戲院（在戲院沒人時事先埋伏在左包廂，在近藤等人進入右包廂后到走廊待伏）。這對于行兇者的一方來講，乃是最好的安排。
因為文中對這段過程的具體描寫并不豐富，所以作為讀者并沒有辦法切實的確定1.兇手離開現場的可能性。2.兇手在不被眾人發現的情況下上/下樓梯的可能性。
嚴謹起見，此處額外討論，兇手無法離開戲院并帶離兇器，且無法在不被一樓的其他看客發現的情況下上/下樓梯時的狀況。
這種情況下，兇手存在于戲班中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其一，兇器沒有辦法帶走，就一定要有辦法應對后來日本軍方的審查。因為鑿擊過近藤，兇器上一定會留下血跡，血跡在氧化后會變質發黑，一般的石頭塊不僅沒法對日軍給出解釋，也無法掩飾上面的血痕。這時候戲子們的道具就能派上用場了。舉其一，比如《百花亭》中所用酒鼎，其質地為金屬，形狀穩固，可以滿足鑿擊過后不變形的要求。同時，可以用酒水清理金屬表面的血跡。案發前由倉庫中拿出（戲班子的道具，至少會有一份多余的備件），按照2.2.3中對于行動二對策的描述，帶進右包廂行兇。而后兇手在王安敲過中間小門，土方吉敲右包廂房門時，進入左包廂躲藏，之后混入發現尸體的人中，并趁警察未到，將酒鼎歸還戲班，湮滅血跡并再次入庫。
4.3、兇手與抗日組織的關聯
綜合第3部分對兇手范圍的論斷，與4.1中背后鑿擊近藤的推斷。兇手隸屬于抗日組織，并且對近藤、土方、王安三人在戲院中的行動規律了如指掌。有充足能力調動戲班配合，提供兇器、湮滅證據、互作偽證。這樣的人物在整個文中非劇院老板，賈仁莫屬。但賈仁自身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這可能也是出于對抗日組織領袖的保護。他的嫌疑是最先需要撇清的。
文中對賈仁的戲院給出過以下描述：引用 “賈老板原是一個民間戲班的班主，經過多方努力終于在1935年初建立了這家戲院，讓那些跟著自己走南闖北十年的戲子們在北平扎根落腳。因為賈家戲班本就有不小的名聲，建立伊始便有不少客人慕名而來。”
1935年期間，發生了臭名昭著的“華北特殊化”事件，是一個由日本特務機關幕后策劃的獨立于中華民國政府、投靠日本的運動。在這個時間節點，日軍進入華北，進而開啟全面侵華的野心已經是昭然若揭。如此背景下，賈仁帶領一群江湖人士進入北平扎根落腳，正好符合了特務組織的慣例，可以判斷是為了開展日后的抗日活動而率先潛伏進北平，為后期的情報工作進行準備。
文中對賈仁能量的描述還有：引用 “又過了兩天，在賈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幫助下我和母親離開了北平跟隨難民往重慶方向逃去”
。這段內容的發生時間點在近藤被謀殺的兩天后。根據敘述，日軍在案發一開始便將‘我父親’王安作為了案件最大的嫌疑犯來對待。那么這個重要嫌疑犯的家人在兩天后依舊能在掩護下撤出北平城，可見賈仁其人的背景和手段都不一般。
無論是從以上兩點判斷，亦或是從安排整個行動需要滿足的必備條件來看，賈仁都是整個刺殺行動當之無愧的幕后主使。其人與抗日組織之間的聯系也必然十分深刻。
5、兇手的名字與案發時的經過。
5.1、結合4.2中的判斷，如果兇手無法離開現場并帶離兇器，且無法在不被一樓的其他看客發現的情況下上/下樓梯。則兇手需要和戲院人員互相傳遞兇器道具，所以戲班子之外的人作案的可能性變的微乎其微（畢竟一個不是戲班子的人和穿著戲服的演員接觸會很顯眼）。
觀察案發時的演出排表，可以發現，演出第二場《百花亭》的演員是沒有時間卸妝潛伏的，演出第三場《趙氏孤兒》的演員是沒有時間在殺人后登臺的。而其他劇院工作人員中，相聲演員具有不在場證明；戲院小二需要滿場跑動服務，沒有機會脫身；掃地工需要不停打掃衛生且年事已高，再排除掉有不在場證明的賈仁，剩下唯一有機會作案的就是班主秦漢了。
5.2、案發時的經過。
戲院老板賈仁，在與王安、土方吉、近藤俊一接觸的過程中，詳細觀察了三人的行動，發現可以利用他們行動中的規律性混入現場，神不知鬼不覺的殺死近藤。但是為了讓抗日地下工作者脫罪，就需要一個替罪羔羊。在王安與近藤爭吵后，賈仁選定了嫁禍王安的方案。
7月7日，事先賈仁買通的近藤日常購買糕點的小販報告說近藤正在前往戲院，并在近藤的糕點中下了少量蒙汗藥（或者能達到輕度安眠作用的其他藥劑）。賈仁遂通知班主秦漢上二樓左包廂待伏。
近藤來到了戲院并與王安、土方進入二樓右包廂。戲劇中，近藤吃下帶藥物的糕點，開始犯困，言語寡淡。相聲場快要結束，秦漢進入走廊，相聲場結束，王安、土方離開右包廂，近藤在困倦中很快入睡，秦漢抓住時機進入了右包廂。秦漢先用身上攜帶的道具，酒鼎，徹底擊暈了坐在椅子上剛睡著的近藤，然后用繩子勒死了他，之后秦漢用一模一樣的普通糕點替換掉帶藥的糕點（并在被帶走前后偷偷銷毀了帶藥的糕點）。
PS.出于友誼亦或是同情，賈仁知道此時殺死近藤的兇器若是不留在屋內，王安是兇手的說法就會存在紕漏，因為按照整個安排，王安是不會有機會處理這個鈍器的。因此賈仁事先安排執行者秦漢網開一面，將敲暈近藤的兇器安排為酒鼎帶出了現場，并在用酒清洗過后放回了道具倉庫掩人耳目。
時間到了相聲場結束，《趙氏孤兒》開場。王安敲中間小門，而后不久土方敲右包廂小門。秦漢趁門未開之際躲入左包廂，王安、土方發現現場。趁著剛發現現場時，土方和王安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近藤身上，秦漢溜過走廊并下樓。而后土方開始叫喊，賈仁來到樓上，并報警。趁著人群混亂，秦漢把敲擊用的酒鼎拿給臺上的戲子。
6、尾聲。
近藤與王安的立場不同，當二者的道路發生激烈的碰撞時，被害的近藤選擇了暫時的退讓，收槍走人，留給好友王安余地思考，這之后的王安也真的沒有去選擇陣營。
戰爭本身即是原罪，是地獄，將善良的人化為厲鬼。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一方，近藤助紂為虐雖不合大義，但對朋友的仁義還是貨真價實的。
賈仁策劃除奸，一石二鳥，既干掉了日軍的重要軍官，也清理掉了一個和日本人勾肩搭背的準‘漢奸’，他的行為讓站在激進角度的國人來看是忠是良，但他親手策劃了這個誣陷信任他的好友的行動，我若是他，卻是會于心有愧。 | 